孙春龙和老兵在一起

    一次偶然的采访经历，几乎改变了孙春龙的人生。几年来，他往返于中国和缅甸，帮助20多名流落异乡的远征军老兵，“像英雄一样”重返故乡。他每天与时间赛跑，因为几乎每个星期，他都能接到某个老兵去世的消息。唯一令他欣慰的是，面对这些老兵，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救赎自己的良知——

    “你真的是记者吗？！”

    “你真的是中国中央级媒体的记者吗？！”

    “你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你说，我们那么多弟兄是怎么死的？！”

    老人劈头盖脸地一番痛骂，孙春龙一下子蒙住了。

    这幕发生在2005年秋天的场景，至今还常在这个记者的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

    那时，刚满30岁的孙春龙，第一次到缅甸采访。无意间，他和一个流落在当地的远征军老兵聊起天来。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也抗日吗？”这个原本和气的老人，猛地坐直了身子，指着他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了这三句话。

    采访就这样不欢而散，但更让孙春龙感到憋屈的是，尽管自己努力回忆接受过的历史教育，却找不到一点信息，能够回应眼前这位老人。

    “老人说的是实话吗？还是我确实无知？”这个30岁的男人开始追问起自己的内心。从那时起，他“怀着一种内疚和惭愧的心情”，开始慢慢走进了这段被湮没已久的历史。

    可他没想到自己会走得这么远。在此后数年里，他不仅寻访了大量的在世老兵，发表了十几万字的相关报道，还动用了种种资源，帮助流落在缅甸和云南边境的20余名远征军老兵，回到了各自的故乡。

    “我要带他们回家。”孙春龙说。几乎从接触第一个流落在异乡的老兵起，这样的念头就油然而生。

    这个老兵叫李锡全，孙春龙是在缅甸一处偏僻的山区里找到他的。老人住着四处漏风的破木头房子，以卖柴火为生，每个月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也就100多块钱。在采访中，老人对家乡的思念，深深地打动了孙春龙。

    李锡全的家乡，在千里之外的湖南常德。自从1943年赴缅抗日，60多年了，他再也没回过家。对于家人的唯一记忆，也只是走的时候，母亲送他到村口，转个弯见不到母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歇斯底里的哭声。

    老人把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一本中国地图册上。这本薄薄的地图册，已经被他翻得破破烂烂，其中最烂的一页是湖南。“我只能在这里看看湖南，看看常德了。”老人说。

    孙春龙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只是，老人已记不得具体的地址。回到国内以后，孙春龙通过互联网，发出了为李锡全找家的倡议。在网友们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李锡全的家。

    但回家的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通畅。

    孙春龙计算过，老人的往返路费和其他一些费用，差不多得2万块钱。以老人的财力是无法负担的。于是，孙春龙找了一家企业，想拉点赞助。但那个老板在听完之后，却非常生气地说：“这是个国民党老兵，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先后谈了三家企业，都是类似的结果。最终，孙春龙找到了湖南当地的一家热心企业，才凑齐了这笔费用。

    2008年10月19日，李锡全终于结束了自己60多年的远征，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刚过国境线，老人就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

    人们用各种方式，欢迎着这个落叶归根的游子。在常德的火车站，有数百名网友自发到火车站迎接。老人的家人也为他准备了地道的家乡菜肴。当看到李锡全和亲人们围坐一起，吃着家乡钵子菜的情景时，这个30多岁的男人突然间泪流满面。

    李锡全的归来，引起了社会与媒体的关注。2008年底，孙春龙和李锡全还被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候选人。从新闻的幕后报道者，转变为被鲜花和掌声围绕着的新闻人物，“我有些迷失了方向。”他坦言道。

    不过，在年底的一次聚会中，一位朋友无意间问道：“缅甸还有多少个像李锡全这样的远征军老兵？”孙春龙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我觉得自己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地自容。”他回忆道，“难道帮助了李锡全，就能抹平我内心的愧疚？自己的救赎是发自内心，还是仅仅为了求得一时的慰藉，甚至，是在沽名钓誉？”

    2009年初，孙春龙再次踏上了缅甸的土地。“我要让他们像英雄一样地回家。”他说。

    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2009年5月，共有9名来自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湖北等地的老兵，最终跟随孙春龙，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自从1945年抗战结束后，就再也没能回家。

    在抵达缅方口岸办理出境手续时，因为某些原因，缅方突然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多次交涉无果后，一位心急的老兵悄悄告诉孙春龙，附近有很多小道，不用办任何手续，他们就能从这些小路跨越国境。

    但孙春龙否定了这个建议：“你们是英雄，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回家？”

    2009年5月30日，经过多方斡旋后，老兵们终于跨入国门。那一刻，守卫国门的武警战士，向这些前辈行了庄严的军礼。

    老人们就这样风风光光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回家的航班上，全体乘客都以热烈的掌声，向这些老兵致敬，机长还特意安排他们到头等舱就座。在老兵各自的家乡，有大批的志愿者，在机场和酒店拉起红色的条幅，手捧鲜花，夹道欢迎迟归的英雄们。

    在许多人看来，每一个流落在缅甸的老兵的故事，都可以拍成一部好莱坞式的英雄大片。不过，在孙春龙的眼中，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寄人篱下的异域生活，英雄们的命运，就如同“狂风中的一粒尘埃”。

    一个河南的老兵收到了地方官员送来的一瓶黄河水和一故乡的黄土。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这个老兵突然抓起一把黄土塞进嘴里，边嚼边说：“好东西呀，好东西呀！”旁人赶紧拿来一瓶矿泉水让老人漱口，可老人喝了一大口水，带着嘴里的黄土，“咕咚”一声咽下肚去。

    曾有人问一位湖北老兵，还需要什么帮助。这个老兵突然说：“我们不要更多，我们只想戴着国家发的军功章，堂堂正正去北京，去看一看天安门广场……”

    还有一个老兵向孙春龙哭诉：“当年听从国家的号令去抗日，然后又到东北去打内战，打共产党，东北投诚之后，又跟着共产党南下打国民党。打日本人、打共产党、打国民党，哪一个是我自己的选择，都是为了国家。但是最后落到什么境地？”

    曾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接站，她拥抱了每一个老兵，在每人脸颊上亲上一口，孙春龙询问后才得知，这个老太太的父亲，参加远征军，从此没有消息。她找了很多年，但是再也没找到。

    “你们都是我的父亲。”老太太说。

    曾有人问孙春龙：“迎接远征军老兵回家，并在途中给予他们至高无上的礼仪，你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这只是对个体的救赎，但我们对老兵这个群体的亏欠，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他的语气中感受不到一丝的得意与骄傲，更多的，仿佛是愧疚与焦虑，“如果再不去做这些事情，等这些所剩无几的英雄，一个个带着遗憾和失望入土之后，我们的忏悔，我们的良知，还能有何处可以安放？”

    的确，几乎每个星期，孙春龙都能接到某个老兵去世的消息。他曾经通过微博，用了几个月时间，帮助一个老兵找到了家。但当他兴奋地打电话给这个老兵时，接电话的却是老兵的儿子，他告诉孙春龙，父亲已经去世几个月了。

    于是，他开始“和时间赛跑”。除了关注仍然在世的老兵，孙春龙还打算建一个数据库，想通过大陆、台湾地区和缅甸等地的资料，整理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老兵名单。因为，“每一个普通的老兵都有名字，而每一个名字，我们都应该铭记”。

    “对个体的尊重，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他还在许多媒体上呼吁道，“所有国家的二战老兵，都有国家提供丰厚的养老保障与无比的荣光。唯有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致使这些老兵是依靠民间组织和民间志愿者陪伴他们走过最后的时间。”

    幸而同道不孤。这些年来，随着这段历史的逐渐解封，许多民间志愿者加入到关爱老兵的行列。根据孙春龙掌握的资料，这样的志愿者在全国已有一千多人。

    这些天，孙春龙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主题是“帮助抗战老兵实现一个心愿”。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活动的消息发出仅仅5个小时，第一批5个老兵的心愿都被热心的网友们认领了。如今，第二批老兵的心愿也已认领完毕。

    每个心愿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有的老兵希望能有人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有的老兵希望能去北京看看当年的老连长，有的老兵希望得到一本《纲鉴》(注：清代史书)，还有一个老兵已不在世，他的遗愿是，能够得到国家的承认，为自己修建一座墓碑。

    “他们的心愿都很平凡，但谁能否认他们都是英雄呢？这么多年来，我却浑不自知他们的存在，我感到羞愧。”一个网友留言道。

    孙春龙理解这样的心情。2010年，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这个年份，这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出版了自己的新作《异域1945》。在这部以流落在异乡的远征军老兵为主题的作品的开头，他就用带着忏悔的笔调写道：“请宽恕我的无知和幼稚！”

    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面对这些老兵，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救赎自己的良知。前些天，在云南的一次签售活动中，一个读者听完他的讲述，热泪盈眶。讲座结束后，这个读者紧紧拉着一位来到现场的老兵的手，颤抖地说：“请你原谅我这么多年的无知，我应该跪着，才有资格和你说话。”